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15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

youngbug

“开展人道救援，去减轻别人的痛苦，
这是一种行动，但也来自于一种信仰的真空。”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7期40-42页。

古莉科?叶基扎什维利住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郊区，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1993年，儿子去阿布哈兹参加战斗，11天后，她听到儿子受伤的消息，她和丈夫前去阿布哈兹，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拿出儿子的照片给人看，在丛林中翻看尸体。如今，她相信失踪的儿子还活着。那场冲突已经过去了16年，仍有1800个格鲁吉亚人和135个阿布哈兹人下落不明。

在克罗地亚，1991至1995年的武装冲突之后，2500多人失踪。在科索沃全境，家人报告的失踪案例涉及2047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当地负责人说：“由于当局缺乏政治意愿，失踪人员亲属无法获得答案。当局认为，与知悉亲属命运的权利相比，避免法律诉讼以及政治稳定更为重要。”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数万人一直在寻找家人的下落。2006至2007年6月，巴格达医院里存放了约2万具尸体，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身份得到确认。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相关国家的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的30多个国家开展寻找失踪人员的工作。

在安哥拉，大量的地雷阻碍流离失所的平民重返家园。在巴尔干，导火索和手榴弹仍造成孩子的伤亡。在老挝冲突结束30年后，耕地的农民仍经常被埋在地下的集束弹药炸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武器污染部门的本?拉克告诉我们：“仅仅告诫人们远离地雷并不足以防止人们被炸死或炸伤，实际上，许多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得不冒险，去取水，去种地。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反地雷行动组织，它的使命是保护平民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其中包括武器污染问题。”

在图卢瓦，富纳法拉岛上的8户居民得到了一部太阳能卫星电话，这个小岛与世隔绝，如果遭遇龙卷风或是突发病例，他们将陷入绝境。图卢瓦由9个火山岩组成的海拔仅5米的岛屿上住着1万人，他们面临着愈加频繁和猛烈的风暴及不断上升的水平面的威胁。图卢瓦红十字会气候变化与灾害管理的塔塔瓦告诉我们：“如果想帮助下一代人领略这些小岛的美，我们最好继续努力工作，不言放弃，也不移居他国。”

在里约热内卢，每月约有250人死亡，这里的警察有着世界上最暴力的执法者之一的恶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的代表说：“我们正努力把‘人道原则’编入警察条例。”

雷努卡?德维?巴尔卡塔基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蒂，她是印度红十字会阿萨姆分会的名誉秘书，古瓦哈蒂时而因布拉普特拉河河水上涨引发洪涝灾害，时而因武装暴动或部族冲突导致暴力事件，而雷努卡30年的工作就是为这里最贫困的人提供免疫、医疗救护及援助。她简陋的办公室里挂着圣雄甘地的照片，旁边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的肖像。

在意大利罗马郊区的一个边缘地带，每天傍晚都有一辆露营车停在这里，不时有人来到车窗前，取几支注射器，将用过的针头扔进一个黑桶里。这是意大利红十字会设置的街头服务站。一个志愿者说：“我们刚到这儿，一些人指责我们是在鼓励人们公开吸毒，但他们现在知道我们是为了帮助吸毒者减少对他们自身和周围的人所造成的危害。”但另一位志愿者颇为悲哀地说：“涉毒孩子的年纪越来越小，刚刚20岁就失去了希望，这实在是件悲哀的事。”

如果检点世界上的灾害、冲突、贫困、不公，想一想处于这些境地的人，我们都难免会有些悲哀。但当一个更紧迫的灾难发生时，总有人立刻开始行动。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过后，大约有200个国际援助机构来到泰国，其中有1/3是新成立的机构，有一家非政府组织，其任务是追踪所有援助机构的工作，他们发现繁琐的入关手续让大量的救援物资堆积在港口，“法律障碍就像被冲毁的道路一样阻碍国际救灾行动的展开”。

2008年5月，缅甸飓风之后，军政府拒绝外国飞机和船只展开救援。“法国的船只和直升机距离灾区只有半小时路程。”法国外长库什内颇为沮丧地说。法国决定不理军政府是否批准，派战舰Mistral把1500吨米运往伊洛瓦底三角洲，再接驳平底船、直升机或通过驻当地法国非政府组织分发米粮。库什内强调联合国对平民的“保护责任”，希望联合国考虑单方面派军机强行空投救援物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坐船进入缅甸壁磅港，25分钟数到23具尸体。他写道：“我相信每条尸体背后，还有十数条尸体隐没在小溪、沟渠或田里。”

库什内的倡议如果更进一步，可能会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项变革，完全推翻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该条约认为主权国家有权在其国境内自由施政。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依旧奉行该原则。但库什内坚持认为应在某个政府罔顾其治下生民之时行使“人道干预权”。库什内年轻时从医，曾亲眼见证尼日利亚内战之后饥荒的惨状。此后不久，他参与创建了“无国界医生”组织。

尼日利亚1960年从英国治下获得独立，北方的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为取得国家控制权而不断斗争。双方的矛盾由于在南方基督教徒聚居的伊博地区发现油田而进一步尖锐。1967年5月，比亚夫拉地区宣布独立，成立比亚夫拉共和国，由此开始为期31个月的内战。1971年1月，比亚夫拉共和国投降。在这场战争中，约200万人丧生，其中许多都是死于饥饿的儿童。内战期间，国际社会曾每晚出动几十架次飞机对比亚夫拉难民提供食品救援，但每天仍然有几千人饿死。据红十字会估计，到内战结束，比亚夫拉有500万难民正在挨饿。

政治作家大卫?里夫（苏珊?桑塔格的儿子）认为，尼日利亚内战推动了现代国际救援运动，“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又译“乐施会”）都诞生于60年代，它们都带有左翼运动的色彩。大卫?里夫说：“如果你不再相信有一种制度能改变世界，那么你只能去帮助你的邻居，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人道救援，去减轻别人的痛苦，这是一种行动，但也来自于一种信仰的真空。”

大卫?里夫著有《一张过夜的床》，反思国际援助的困境，他说，所有人道主义问题都没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这是每个参与援助的人都会告诉你的一条公理。你可以给难民一张过夜的床，但并没有解决他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张床的问题。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我们会有那种要做点儿什么的冲动，但私下里我们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说，我可不关心卢旺达，你不能想象，克林顿或者布什对卢旺达的态度如同张伯伦当年对待捷克的态度一样。在这样的时刻，人道救援组织担任着“指定良心”的角色，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会说：我们不关心他们？我们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乐施会，他们在拯救生命。

大卫?里夫说，人道救援组织在欧洲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它是欧洲的一种长期信仰，就像人们信仰人权的理念。因而也面临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在某些时候，被政府当成一种遮羞布，在另一些时候，又会成为武装干涉的借口。人道援助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但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它们与大国的利益发生了微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