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调查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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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993年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服务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也是工商注册。星星雨发展部负责人孙忠凯说：“现在连工商注册的资格都没有了，根据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们得从工商注册改为民政注册，但是教育部门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校长必须是什么级别以上，对师资力量的要求我们也根本达不到。”fficeffice" />

（3）未注册。民政注册难，工商注册又会衍生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大量的儿童救助NGO选择不登记。

有记者曾对河北省几家知名的机构进行了调查：中华蓝天儿童村已向省民政厅提出申请，待批；涿州SOS儿童村向当地民政局打过报告，但未批；沧州阳光儿童村未报批；东方儿童村以“希望技能培训班”的性质经过了当地教委批准。截止2003年5月，河北省民政厅还未批准一家社会力量办的儿童福利机构。

“中国未注册的NGO的数量远远大于注册的NGO，大量的非法组织因此而存在，而且非常活跃，实际上政府已经很难加以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对NGO的发展来讲是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对于政府的管理来讲，也很难有效。”对此，社科院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如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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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内部机构设置fficeffice" />

从内部结构看，我国救助儿童的NGO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并没有清晰的部门分工，大小事情均由发起人或负责人决定。很多儿童村就属于此类，如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其目前仍然是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张淑琴作为创办人，同时也是太阳村的最高领导，拥有对各种事项的决策权。在管理方面，太阳村的管理层“兵分三路”：对孩子和爱心妈妈的日常生活、学习的管理；对农场的经营和管理；资源动员、外联接待等办公室事务管理。

另一类是具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部门设置，各部门之间具有较为细致的分工，这主要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发展较早的机构。如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在决策机制方面，学校成立了理事会，由学校的中层领导组成，此外，理事会还吸收了两个家长以及一个意大利的康复专家作为顾问。理事会每周召开校务会议，商讨总结本周的工作。对于一些重要决策往往由校长首先提出方案，然后由理事会的成员做出补充，最终由理事会形成决议，其决议过程基本上遵循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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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2004年底，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共有11名理事，理事分别由社会知名人士、红枫中心的志愿者代表和督导代表担任。理事会作为中心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并帮助中心实现目标和远景，保证使命和远景能和组织的项目结合起来，并利用适当的监督方式保证组织运转良好，负责筹集资金、聘任中心的执行主任。理事会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理事的积极性，半年举行一次会议进行工作总结、制定工作计划，平时中心通过网络与理事们保持联系，通报工作、征求意见。由理事会选聘的执行主任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和主持工作的开展，统一领导和协调各项目主管的工作，项目主管再领导工作人员进行具体的工作，由此形成一个富有层次性的管理体系。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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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人员构成fficeffice" />

（1）发起人。

很多救助儿童的NGO都是其发起人奋斗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他们把自己的心血都投入到这个组织当中。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发起人本人就是被救助儿童的家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心和责任感使他们去关注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如星星雨的创办人田惠平女士就是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妈妈，为了填补国内孤独症儿童救助领域的空白，为了帮助这些孤独症儿童，她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职业，一心投入到星星雨的建设中来。她学习德语出身，并且在德国学习过公共行政管理学，良好的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再加上北京的地域优势，在难以获取国内资源的情况下，田惠平以国外NGO作为星星雨的主要资助来源。

西丽儿童福利中心主任，被称为“爱心妈妈”的渠宏，她的儿子是重度残疾，而她自己又患上了癌症。接连的厄运并没有把她击倒，为了让与自己儿子一样的残疾儿童能够得到特殊的教育，她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忍着病痛，四处奔波租房子，筹集资金，终于成立了西丽儿童福利中心。残疾儿童有学上了，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教育，但是渠宏却由于过度劳累，治疗不及时，2005年2月1日，在武警医院的病床上，46岁的她永远闭上了眼睛，留下了她未尽的爱心事业。

但是大多数的发起人是因为看到了弱势儿童需要帮助，才萌生了建立一个机构来集中帮助这些弱势儿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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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张淑琴女士曾是警界一级警督，也当过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副总编。工作期间她了解到有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依无靠，于是，10年间她在陕西、北京等地创办了4个儿童村。4个儿童村已收留罪犯子女400多名。从太阳村出来的孩子无一犯罪。fficeffice" />

甲登·络绒向巴是四川省甘孜地区的一位活佛，他所主持的吉祥大金寺是当地藏传佛教黄教三大寺之一，历史悠久，影响甚大，活佛在当地藏民中也很有威信。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活佛的私立免费学校于1994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李丹现为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所长，曾经是河南省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校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系。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毅然放弃了七年的专业，10月24日，在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的一座寺院里，利用几间闲置的旧房，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她与同事一起分四批从双庙村接来20多个艾滋孤儿，这些孩子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为了将救助事业进行到底，其后李丹又在北京创办了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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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工作人员。fficeffice" />

各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工作人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自身素质上都极不平衡。许多以孤儿为救助对象的儿童村的工作人员数量少、学历低，因为他们的工作并不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如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在行政管理上，除张淑琴自己，还有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侄女及其另外三人。这个收养着百多个孩子的“大院”，连种地、做饭、负责照顾孩子的义工“爱心妈妈”在内，总共才10个工作人员。

但是那些以特殊儿童为救助对象的NGO由于其救助工作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活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其中有20多人已经获得心理咨询师的资格。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有工作人员10名（其中5名执业律师、5名律师助理和工作人员）；协作律师达到1400多名，分布在全国29个省市；有警官、检察官、法官、政府工作人员、专家、新闻记者等领域的志愿人员100多名。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现有员工30人，其中ABA教师（ABA教师即为提供行为训练的老师）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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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外儿童救助民间组织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组织对工作人员要求比较严格，其工资待遇不错，所以能够招聘到很多高素质的人。例如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部现有员工80人，其中外籍员工11人，文化程度以大学为主，且员工年龄结构较为年轻，这使得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充满了活力与生机。fficeffice" />

还有一些新发起的组织，由于他们起点比较高，发起人自身学历较高，一开始就吸收了国外NGO的先进管理经验，所以他们虽然成立晚，但是发展却非常迅速。如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现有9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本科以上学历，而所学专业有天文、财会、旅游管理、外语和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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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经费来源fficeffice" />

总的来说，我国儿童救助NGO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以某个企业或其它营利组织为其资金来源，如中华蓝天儿童村衡水孤儿院以经营果园为主要收入来源；专门救助女孤儿的邢台春蕾学校，是以春蕾企业集团的资助为经济来源的。但是，由于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与NGO的非营利性的本质相矛盾，所以这种组织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如沧州阳光儿童村刚成立时，负责人苏玉祥有自己的企业，但当厂子倒闭以后，儿童村就陷入了困境（《好事为什么这样难》，石家庄新闻网2003年5月12日）。

二是依靠社会捐助，包括国外的捐助和国内的捐助两部分，这是大多数儿童救助NGO主要的资金来源，其中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尤为严重。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主要接受域外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特别是香港明爱基金会的长期资助；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主要资金来源70%来自外资企业，此外，太阳村开辟了农场，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部分经费，保障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学费收入只占学校支出的30%，其余经费全部依靠社会捐助来解决，其中来自国外的捐助占90%，主要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外国驻华使馆、外国驻华企业，来自国内的捐助主要是残联每年1万块钱的拨款（约占支出的1.3%），以及个人一些零零散散的捐助，而来自国内企业的大数额的资助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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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完呢！明晚继续发给大家看看！

youngbug

北京星星雨，太阳村，红枫，智光特教了解一些。

中国一般喜欢说NPO，而不常说NGO